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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关于死刑的辩论总结这两天整理邮箱，删掉其中的大部分，然后把有价值的存在硬盘里。其中有一些是上学年口语课的回家作业，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北美的口语课多以辩论的形式展开的。堕胎与死刑是经常的主题。嘛，基督教的国家麽。。可以理解。然而说西方的孩子善于辩论，那是一大误解——他们只是敢于发表观点而已，所谓的论证，就是不断地重复论点，所以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的辩论往往很痛苦，因为他们习惯于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告诉你电视里面的堕胎或者死刑场景多么残忍，那些家人们如何痛哭流涕，而非理性地去分析。实际上，根据他们的爱好插话的发言习惯，在辩论中展开分析是件很困难的事。只有每次辩论的总结才能好好地写。 肯特先生： 很抱歉错过了作业系统提交的时间。这两天事情实在太多，以至于今天下午才记起还有这份小结要写...那个.. 我不支持绝对地摒弃死刑，尤其是出于维护人权这样无逻辑的考虑。 诸君既然认为出于对罪犯人权的尊重而主张废止死刑，那么就应该仔细考量一下什么是人权。所谓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权利的总称，其中包括民事权利（比如财产权）、政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比如工作权、受教育权等）。故而我们知道罚款是侵犯人权（财产权）；拘禁是侵犯人权（自由行动的权利）。刑法中没有一种刑罚不是建立在剥夺或者限制人权的基础之上的。尔辈既为罪犯的人权奔走呼告，那是否要求废除整部刑法呢？事实上从人权的角度去看待刑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立足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民法的立足点，而刑法，其职责在于抑制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以此为目的可以牺牲个人的权益。故如此，我们认为人权与死刑是两个完全无关的概念，不可互证兴废。 那么应当站在何种角度上来看待死刑才算恰当呢？我认为既然是死刑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么通常判断法律是否合理的标准也可以被用来评判死刑：立法的正当性、司法的操作性、以及执行后的社会影响。 倘若某条法律是按照合法的程序产生，并且从立法委员会的任命、法条的起草、最后的投票确认都在有效的监督下进行，同时法条的内容并不与宪法相抵触，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条法律是正当的。由此，我们看到死刑完全可以是正当的，当然，也可以是不正当的，比如某国的宪法禁止死刑。那么在那些宪法不禁止死刑的国家，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死刑刑律可以被视为这个国家民意的体现，这个社会的集体选择。任何要求其绝对摒弃死刑的主张都是对民意的草率挑战。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一条好的法律应当是不会有二义的，容易按照其裁判而不易引起争议的。这里也看不出涉及死刑的法条会必然地导致二义与争论。当然，正如纪录片里面说的那样，死刑会增加司法风险。因为死刑的判决一经执行，那么误判的损失将无以挽回。在司法体系不独立、不完善的国家，死刑甚至可以成为灭口的工具。在这里我想告诉诸君的是：死刑并不是死刑本身，而是包含其背后的一整套机制，这些机制就是被设计来降低司法风险的。比如在中国，只有一定级别的法院才能做出死刑的判决；而在古代，只有得到皇帝的御令才能处死一个人。再者，死刑的判决往往不是马上执行的，这就为误判的挽回留下了时间。所有这些机制都能将死刑带来的司法风险得以下降，当然，并不能完全消除。 最后，讨论一下死刑的社会影响 课堂上诸君都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死刑是否利于遏制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伙伴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事实上，我并不确信死刑对抑制犯罪有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影响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这时，我们需要的是两个孤立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中，公民的数量、素质、富裕程度、接受的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一个体系拒绝死刑，而另一个不拒绝，这时来比较两者的犯罪率才有意义。要实现这样的比较，那得等到时间机器发明之后。而那些关于不同州、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间段的比较是完全无意义的，更何况诸君尚无言及的这些地区的具体数据。那些建立在感觉之上的判断最多能得到“莫须有”或“莫须无”的结论。 而对于某些社会，死刑之所以必要，因为罪犯的死是受害者情绪得以宣泄的方式，使他们觉得这个世道还是有正义可言的。强行摒弃死刑，可能会使那些受害者们感到不公（当然Sandi先生可以坚持自己的大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当法律不能满足他们的正义诉求时，他们便不再信任法律，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正义”。诸君，你们一定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吧。甚者，有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并非属于个人，而会是社会化的。诸君课堂上关于那些无理智的杀人魔是否该死奋力而论。就我个人而言，把这样的人关起来或者处死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社会对于他们更多的是恐惧而非愤怒，只要确定他们不能再为害即可。然而还有一些事情，譬如因为一些企业家的贪婪，导致几十万婴儿的死亡或残疾。这时愤怒的情绪将会是社会化的。我想sandi先生到时候也会想要上去捅一刀的。 在这里，我并不想说废止死刑有什么不对，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不包含死刑的刑法体系，如果你们的社会、文化适合的话。我会很钦慕你们在立法与司法上的努力。然而我们也可以建立我们的包含死刑的体系。我所反对的，是从人权的角度去考量刑法。考虑到刑法重要的社会因素，应当从实效或者实用主义的立场去构建它，而不是把它建立在某种社会理想或者意识形态上。 海洋法+馒头Vs君主论 2009-07-09海洋法又称普通法,或者叫判例法，是一种以以往判例为审判依据的法律体系。这种法系源于英国，后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被带到世界各地，如今英、美以及一些英联邦国家都缘此法系而立法。那么在希腊罗马文化圈的英国人为何要发展出一套迥异于罗马法的法系捏 v(^?^)y 从历史上看，英国判例法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结果。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要建立统一国家的英国国王陷入一个恼人的境地：原本散居在英格兰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部族 都有自己的法令与风俗习惯，如果强制他们服从大陆法，必然会遭到反抗；然而放任不管，分散的法律会使得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归于失败。于是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派出官员巡回审判：先在审判地依照当地的法令判案，然后到另一个审判地，把以前的审批地优于该审判地的审判方式引入，“酋长同志啊，你看，同样的事情，X山寨是这样判滴，与你们相比有如下的好处，你看你们是不是改一改捏？”从而形成了以以往案例为审判依据的审批原则。经过法律界数世纪的累积叠加，终于成就了通行于整个英格兰的普通法以及与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出的大陆法系并峙而立的普通法法系。 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诺曼王来到英国的时候，并没有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原住民接受新法律，也没有像一些童鞋们所呼吁的，把原住民统统喀嚓（~*~），而是力图建立了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法律，使得新法律得到了全体英国国民的支持，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法律高于王权的传统，使得英国成为最早现代化的国家。很多童鞋都觉得，法律的尊严必须以严格的执法来维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内容以及立法的过程都必须尊重国民的风俗，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像诺曼人当初做的那样。 在下前些天游四川，之成都，谒武侯祠，见诸葛殿正中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说的是诸葛亮平南中之事。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从而使得孟获心服口服。当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放孟获回去时，孟获便不肯走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样一来，不但南中叛乱被很快平定，而且诸葛亮不留一兵一卒，南中社会仍能保持安定。更有意思的是，孟获其人此后也担任了蜀汉的御史中丞，孟获手下的有些将领还参加了由诸葛亮领导的北伐。 暴力，从来只能暂时地解除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倘若诸葛亮不因心战而从兵战，甚至依靠屠城而治南中，如此非但折损了北伐的兵力，兵力北移后南中必将反叛，使得北伐军处于南北夹击的境地。因为为暴力所压制的问题，当暴力不再，必将变本加厉地返回。 诸葛治蜀也留下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据说是亮同志发明了馒头这种大面疙瘩。在南蛮未开化之境，仍然有生人祭祀的传统。童男童女们被捆起来，找个风和日丽的时候，接受大家的祝福以后被喀嚓(*_*)...亮仔睹之不忍，于是用面粉团子揉成人头的模样，代替孩子们见鬼去，祭祀完鬼神还能用来祭五脏庙，实在是很棒的发明！在下不知道部族的长老们接受这种新的祭祀方式时心中是否有任何踌躇，那些孩子的母亲们一定是非常感激亮亮的。无论心中有多么坚定的信仰，交出孩子的那一刹那，心中必定是万分地不舍。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信仰各种各样的鬼鬼神神，但是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都是一样的。有些人过着落后的生活，并非因为生性驽钝，风俗使然而已。判例法与馒头的故事告诉我们，移风易俗是有可能在尊重原本风俗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真心为他们好的改革，当地人是不会拒绝的。这就是为什么刘备入蜀，诸葛丞相法家治国，吏治严明，当地人却真心拥护的道理。只要是爱，无论慈如母或严如父，都会被接受。 之所以罗嗦那么多，因为最近有些事情，以至于有些童鞋把马季XX的《君主论》给翻出来，有鼻子有眼地说“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新生统治者，若不以摧毁这个城市作为先决条件，那么他所得到的报应则是坐以待毙。”先不说这边满是论点却缺乏论据的书，在下确实有点瞧不起意大利人。东西罗马都在匈奴王阿提啦的的摧残打压之下哪有半点颜面，之后西罗马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灭，东罗马为塞尔柱突厥所灭。之后的意大利人，连个像样的国家都拼不全。这样的人，写一本书来教育别人说治理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杀，实在没有说服力。如此的头脑，难怪为异族所灭。 若要说“以摧毁这个城市作为先决条件”，那么做的最好的就是蒙古人了。西征的蒙古人屠城是彻底的，一方面为了发泄兽欲，另一方面为了让后方没有敌人，这个想法与马蜀黍的一拍即合。然而除了把那些璀璨的文明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抹掉，然后过渡放牧导致中亚大陆荒漠化，以至于自此以后亚洲一蹶不振，只有大明还像点样，蒙古人还留下了什么？最后不还是回到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啃草皮去了么。他们的统治哪里稳固了？ 史记*货殖列传^^ 2009-07-07前几天在无锡，被撂书店里，随手翻到的，当时就挺震撼了。之后又在网上了这篇文，摘抄几句如下： Q：民无所欲，贸易断绝，自给自足，清平安乐的世道有没有可能实现捏 v(￣?￣)y A：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Q：那么民富国强是不是非得依靠“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产业捏 v(￣?￣)y 这些调调今天已经不是太时髦了，不过作者可在土里被埋了两千年哦^^，要是以前那些到处掐架的野孩子多读些书的话，就不会没头没脑地学着俄国人搞那啥了。。。 原文与部分翻译在 我们是“小农” 吗 2009-06-12
莫要以为“重农抑商”国家就没有贸易，事实上中原贸易之发达几千年来曾一直冠绝世界。
“汉朝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关隘开，富商巨贾纵横天下”这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中国 的描述。两千年前，西域与中原的商人都热衷于利润丰厚的大宗跨国贸易。以长安为起点的四 条主要国际贸易线路连接了南抵印度西至里海的广袤土地。沿途商路均由汉军驻守，而汉廷之 威名震慑了遍布中亚土地的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以及活动与此的盗匪，从而保障了商路的安全 与畅通。而长安的市集上几乎可以买到任何当时世上所有的物产。
莫要以为国民从来就是专制下顺从的羔羊。如此复杂的官僚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不可能由懦 弱的国民来完成。
宋朝祖训：“不以言论杀人”。这个传统，直至甲申年清兵入关才被破坏。在此间几百年间 国家的言论自由一直是有保障的。而正是由于言路的畅通，才有了宋明两朝的繁荣。后来西班牙 传教士门多萨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写入《中华大帝国史》，使中国成为了领导文艺复兴与政治开明 化的那些欧洲思想家的精神偶像。
莫要以为中国的海防从来孱弱。
自永乐及至仁宣三朝，国家的海防线西至阿拉伯海的亚丁港，东至澳大利亚西海岸。每年春 秋，都会有“春巡、秋巡”。诸如印度的“卡利凯特港”与东南亚的“马六甲”当时都是明朝的海外领 土。在国家海军的庇护下，大批的中国商船往来各个港口之间进行的“利十倍”的贸易。自唐宋就 开始的南洋之开化，由此而达到高潮。只可惜“土木堡之变”后，国家的战略重心被迫北移，在外 的远征舰队逐一被召回，使得国家的海防线收缩到东太平洋。即便如此，中国的远洋贸易并未停 止。土木堡事变之后100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他们发现印度的港口中停泊的多为中国商船。 而明朝的海军力量虽因此大幅削弱，然而从万历年倭乱对抗日本海军，及至在澎湖全歼荷兰东印 度舰队，大明水师依然维持了“不败”的纪录。直到中原陷落，郑芝龙囚于高墙，斩于菜市，中国 的海军才如此窝囊地从海面上消失了300年。 往事如烟，多提本无益处。我中华积弱不下百年，国家之复兴道阻且长，然而因此忘却了祖 先之荣光，妄自菲薄，觉得自己生性原本孱弱，谬之甚矣。我们是一个农耕的国家，农耕是一种 生产方式，并无可耻之处，可偏偏有人要由此总结出一些“性格”，冠以“小农”之名，以累民族。 认为国民历来懦弱、平和、务实、不思进取、思维狭隘、没有雄心。试问放眼九州，江山所育之 才人异士少耶？较之西洋，我中原之异想贫乏乎？若然，奈何有指南车、竹蜻蜓、竹火箭之属？ 古来中国所产，从来为诸邦侧目。只是百年来，清廷无道，累疾至此。但这也不能责怪他们什么， 作为少数民族，在权力的宝座上一直战战兢兢，对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国家机器不甚熟悉也不敢 信任。而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国家的敌人并非什么“小农性格”，而恰恰是因为国家的野心家太 多，互相缠斗，将近百年。与东邻日本相较。彼由禁门之变至明治政府成立不过四年，之后又因 西南战争动乱十年，自1876年后，国家再无内乱，专心发展，从而领先于东亚各国。而我们在民 国成立50年间，到处都是动乱，到处都是饥饿，请问这是因为“小农性格”的缘故？？ 纵观古今，国家的强盛从来不可能建立在国民的懦弱之上。所谓小农云云，马克思之"土豆麻 袋“规律，皆番邦异说，不知所谓。创造了两千年辉煌的绝不可能是这样性格的国民，这是社会的 常识。惟秉此信条，才能创造更辉煌的两千年。 8月22日 外行看建筑 貌似欧洲的许多建筑甚至城镇布局都是圆形的，而中国的则是方形的：把travian的圆形城镇布局改成方形的就是校内的三国风云。上古卷轴中的帝都的布局是完美的圆形，整个城市分为六个扇区。铁炉堡的布局也是圆的。对应的中式的城镇则大多四四方方，仙剑中的寿阳城，轩辕剑中的长安城都是方的。骑马与砍杀中的中式mod都要把原本圆柱状的中世纪欧式箭塔做成立方体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想过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 1。中国自古就以砖木砌房。方形的建筑比较适合砖木技术。欧洲多以巨石筑房，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方还是圆建筑难度都是差不多的。 2。方形对应四象，圆形则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3。中国的风水讲究南北朝向，城府往往坐北朝南。方形的城镇布局，可以把依靠北墙的区域划为城府（衙门）。欧洲人不讲什么风水，市政府放在中心比较方便群众们办事。 各位再想想。。。。。。。 PS： 不知各位是否留意过浦东的一些老式公房的布局比较特别。一般城镇的房子总是沿街而建。房屋的一边总是与街道平行。不过浦东的许多老式公房总与街道夹角而立。房屋与街道边沿所形成的三角空地往往种植着各色树木，别有一番风味。沿街而立，在我看来是一种“入世”的态度，尽可能的去接触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如街边淋琅的商铺。而夹角而立，则有一点“避世”的味道，似乎是有意地避开人流繁忙的都市，营造出一片私人的小天地。 3月11日 Issue 问答机考结束，牺牲惨烈。本来网上的经验是要花三个月准备的考试，每个月应该作些什么都排得满当，然而我所面对的时间只有一周而已，自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提纲全部列完，于是便根本没去列。只是考试前一天，洗澡的时候笼统的想了一些。 一、关于民主政体
没有哪条定理告诉我们民主政体就一定是好的政体。我们必须记住：Socrates的死是民主投票的结果；雅典人投票支持Polepennisian战争，自取灭亡；Hitler是作为民主国家的首相大众选举的结果，并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真心支持，因为他的扩张主义能带来经济增长，民族主义又能解决失业问题。 世界上有两种民主政体：一种是只设立一个决策的机构，任何事情都在这个机构中投票决定。这样的民主不仅效率低下，事实上并不公平。上述的这些悲剧无一例外发生在这样的民主之下。正如史学家Touchman所言：“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Pericles一个人的民主。”在这样的民主下，选民们的意志并不自由，政治家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控制选民，使他们做出甚至与自身意愿相违背的选择。Polepennisian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雅典人都知道，战争的继续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反战的论调流行于城邦内，然而投票的结果竟与民意相反。当选民们受到英雄主义的煽动，畏惧“怯弱者”的恶名时，只有少数人会真心表达他们的意志。 另一种民主则是在这个表决机构之外设立另一个机构，给予他们否决投票决议的特权。他们独立于表决机构，拥有充分的自我思考能力。今天大部分民主国家的做法即是如此。包括英国的上下议会制以及Mondesque所倡导并在美洲实现的三权分立。 必须了解：没有权力的制衡，那样的民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遇到一群暴徒的几率远比遇到一位暴君的概率大得多。 二、关于个人影响
（1）个人影响与时间 很多人认为，只有死亡才能带来英雄般的美誉与神明般的受人膜拜，并且罗列了许多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声名远播的例子。同时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些例子往往来源于艺术界。 无论如何，从很长远的未来回望，个人的声望以及影响注定是会被渐渐削弱，直到被时间冲刷得毫无痕迹。今天胡夫金字塔仍然伫立于尼罗河畔，然而金字塔的天才设计者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在福特使汽车生产流水化的今天，我们没人知道发明轮子的天才工程师的名字。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都应有着神明般的美誉，然而名字终被历史遗忘。这样的遗忘是合理的。否则历史考试将是所有中学生的恶梦。 因此，我们所言的时间对各人影响或声望的作用只能在几百年或一千年左右的短暂时光中讨论。在我们还能记得的那些历史人物中，有些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弱，有的保持不变，有的则得到了增强。他们分属不同的领域，不能一概而论。 政界人物的影响力无一例外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衰退的。一旦他们离开权力的宝座，即步入了被遗忘者的行列。身边最简单的例子便是老毛。老毛在M.哈特所著的《影响世界的100人》中位列20，此书著于1978年。99年此书再版，老毛的排名降到了86。哈特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毛很成功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然而这样的影响在第一版中很明显地被高估了。事实上毛的政策在他之后并没有太持久的影响力。在毛死后不到五年，中国就开始了私有化与商品化，他的继任者邓很明显地带领他的人民在往另一条路上走。”可见，政策的变化，权力的更迭，人心的向背，所有这些变化都只能导致政治家影响力的衰减。有人反驳：“但事实上，今天Washington的名字仍然激励着我。”是啊，他的名字可以激励你，却能使他同时代的人狂热，影响力的高低不可同日而语。 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声名往往不受时间的影响。与王座不同，真理是不随时间而退色的。尽管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有许多在某些方面还与旧理论矛盾。然而这丝毫不会影响旧理论的影响力。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这个领域内它是唯一的王。牛顿对今世的影响决不会小于他那个时代，即便相对论与量子理论都指出了他的不足，但是在经典力学适用的范围内，你能告诉我有哪个理论更优于它么。 当然，特殊的哲学家的特定的哲学理论在特别的政治环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比如说在君士坦丁的罗马，接受基督教义是进入高层的不错手段。然而这并非是时间的流逝导致某些哲学家特别走运，影响力特别强。这样特别的政治环境一旦烟消云散，对该哲学的正常评价即显露。同时，我不认为这样特殊的环境会持续很久。换个思路想想，一百年后，马克思主义者未必会在中国大行其道，Aristotle也未必会大遭贬损，如果是我执政的话（好多鸡蛋）。 另外，在谈论科学家时，我们应当把他们与发明家区别开。发明家的影响确实是随时间的流逝而衰减的。新技术的涌现使得被淘汰的老技术的发明者黯然失色。今天没有人会使用手摇计算机，也因此很少人会记住Labniz在这方面的贡献。 最后可以看一下艺术家们。这个群体中卓绝者的影响力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增强的，这主要归因于受众口味的变化。对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定义之一便是他必须有超越于常人的艺术品味，任何与同时代人口味相合的艺术创造都会有被认为是媚俗的倾向。而事实上，真正纯粹的艺术家似乎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影响力。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创造过程，这样才能造就艺术界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同时也会造就不被同时代人理解的艺术伟人。Beethoven很明确地说过：“我的作品是为未来的人创作的。”舒伯特的《摇篮曲》生前只为他换来一份土豆，死后却价值连城。所有这些艺术家们蒙受着现世的屈辱却获得了来世的莫大荣誉。而这样的事例似乎只在艺术界不断上演。（对舒伯特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肖复兴的《音乐笔记》，其中关于舒伯特的描述感人至深。） （2）历史研究中，个人的影响是否被过分强调了？ 首先应当承认，时世造英雄。华盛顿如果生活在现在，那一定是恐怖分子。 如果单纯从历史贡献的角度考量，在时间的洪流中，个人的影响终归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另一方面，没有个人英雄，没有伟大运动的领导者，那所有宏伟的变革都不可能实现。你可以充满嫉妒地说：“华盛顿那小子，不就恰好生活在1776年，恰好在对抗法国人和土人的战斗中当过陆军总司令，恰好遇上了革命最后成为总统了么？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也可以的。”你可以否认华盛顿在美国独立中的贡献，但是你不能否认陆军总司令在战争中的最用，如果不是他，我们也需要一个人，用他的才智去引导民众的力量，用他的声望去感召殖民地的公民以及国外军事力量的援助。而这样一个人，毫无疑问地会成为后世称颂的对象。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英雄的个人并非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那个特别的职位的名义去对历史施以无可替代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即便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即便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仅仅以自己的智慧，却也能施以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启蒙者们：Voltairea,Mondesque,Rousseau无论其中的任何人，诞生于任何时代，都毫无疑问地产生重大影响。在任何时代，开启人们心智的举动都是值得褒扬的。这些人的影响无论被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命题。“历史研究中，个人影响是否被过分强调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历史研究本身的目的。史学家们肯能各有所云，然而对于一般的个人而言，研读历史恐怕就是为了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智慧与力量。人是需要以偶像崇拜来激励自己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个人的价值不正与此目的相符么。 三、关于艺术
（1）艺术的目的 人类为何需要艺术呢？如此抽象的问题也许很难回答。那么不妨看一下更具体些的问题。比方说为何会有雕像或绘画呢？雕像与绘画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的重现。那么为何需要这样的重现呢？设想一下，当你站在一尊神像面前，你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以及神圣的宗教情感；或者你面前的一纸山水，往往能给你的内心带来无穷的恬静。由此可见，艺术是为了通过建立虚假的经历而唤起那些原本就为我们所拥有的人类情感。其他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诗歌、小说更着力与对人类内心的描述以期达到情感上的共鸣。那么，我们为何需要通过这样虚假的经历去唤醒那些情感呢？可能的原因是现实世界过于枯燥，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情感经历远小于我们的需要。试想一下，一位埋首于锅碗瓢盆的主妇聆听着舒伯特的《玫瑰》仿佛自己的青春不曾流逝一般；或是一个平庸的书生站在奥古斯丁像前，想象着自己与这位伟大古代君王的心灵相通。这样的体验至少在暂时能把人从几乎窒息的现实中解放出来，成为美丽的仙子或不世的伟人。你可以嘲笑这般自欺欺人，然而这样的虚假经历却是必要的，也许这得感谢造物主给予我们过于复杂的大脑。 那么，为何会有悲剧呢？难道人心中有对于自虐的渴求么？于是艺术创作的第二个目的由此展现。人的心中有着对浩劫的深深恐惧，艺术家们便对此加以利用，把已经在身边发生的或者按照这个文明发展的逻辑在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浩劫展示出来，唤起人们的恐惧，从而达到理性的反思；或者激起人们的愤怒，从而唤醒人们的正义感。 艺术创作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表达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艺术作品往往并非对世界的忠实呈现。与自然科学家一样，艺术家也试图用他们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并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Van Gogh画中的所有静物与现实中的截然不同。他用简短的色块和扭曲的线条组构的静物宛如一团有颜色的火焰，摇曳、升腾（见其《星空》）。这表达了他对生命力的崇拜。除此之外，把整体打碎成局部再自由拼接的毕加索，把原本并不相关的事物糅合在一起的达利。所有这些人都把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注入了他们的作品。 还有一些对于艺术的见解，我并不赞同，为严谨起见，罗列如下： 有人认为，艺术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或者是一种高超技巧的炫耀。一次在好友家听钢琴曲，流水般的音符急泻而下，在空灵的想象空间中激荡起层层涟漪。曲罢，好友说：“这首曲子很多地方一秒要弹八个音……”我用很崇敬与怜悯的眼神看着他。很多人追求华丽的装饰，或者赞叹于能唱出极高音的嗓子。我的嗓子五音不全，因此我很嫉妒地认为这个不是艺术。仅仅因为有灵活的手指就能成为艺术家的话，其实这样的人更适合替我去写作文，那样就不会写不完了…… 还有个朋友告诉我说艺术是性冲动的表现……诗歌也好，音乐也罢，都是求偶的工具。这是一个胖子告诉我的，此人文学造诣极高，但是从体型上看，怎么瞧都不像是性冲动特别强的人。 还有人误把各种繁琐的生活细节作为艺术，比方说各种酒杯如何拿捏，或者“最好的咖啡豆产自南美某一片小林子里，豆落地前恰好要被某种鸟叼走，并且恰好被完整地排出体外，才算是上好的咖啡豆，一年只产三四颗……”。于是我突然想到：“茴香豆的茴字有六种写法，你知道么……”这个算是艺术么？ （2）艺术家与评论家 评论家们遭到最大的非难在于他们往往会扼杀一些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比方说Monet在他第一次画展时，批评家们就讽刺这些画作为“Impressionism”，印象派之名由此而来。 然而对这个命题仔细分析，我们就能看出问题。今天我们所谓的“有价值的艺术作品”的定义者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正是那些评论家们。今天大部分艺术作品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等等其实都是由评论家给出的。就比如小时候让我们背诵的巴金先生的《猫》，虽然我那时很不觉得这篇文章有多了不起，然而评论家们说好的，小孩子就要背。由此可见，所谓的诸多“扼杀”事件，只是评论界内主流观点的转变，如果评论家们固执地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发现Monet被“扼杀”了。我们，艺术作品的普通受众，根本不可能去判断作品的价值。 其实例如评论家“扼杀”某类作品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见的是评论界关于某部作品的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作品的价值才会被充分的展现。有人会说：“作品的价值，作者本人应当最明了。评论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请记住一句话：“任何作品，一旦诞生，就不再是作者自己的了。”作为独立的作品，只有在广泛的讨论中，它所蕴涵的思想，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在同类艺术作品中的地位，才能得到可能较为准确的判断。 另外还有一点，很多艺术家本身也是评论家，这些评论家们的言语往往会提供艺术创作的灵感。举一个非艺术界的例子。W.Pauli，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评论家。此人思维及其敏锐，尤其热衷于批判别人的观点。很多物理学家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与Pauli先生的书信往来中蕴涵了很多理论的原始灵感。你可以说这样的评论家天才是少数，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 四、关于当务之急与长期规划
命题本身相当含糊，简直不像ETS的风格。 怎样的规划才算“长期”？怎样的才算“短期”。我党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一“急”恐怕要急上几百年了。有的人能把这辈子所有的事都规划好，能算作是长远规划。然而有的人能想到下辈子、下下辈子的事情，甚至有人已经在考虑我们如何应该逃避“世界末日”了。因此把目标以远近划分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讨论远近目标应当怎样取舍的问题了。比方说伐木在前，森林崩溃在后。我们知道伐木会导致生态的灾难，难道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刻停止伐木了么？经济发展在前，环境污染在后，然而没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我们用什么去维护环境呢？ 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现在，我们应该想的是现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最好地应付现在的问题，带来最大的利益。当然我并不反对考虑得远一些，只是反对以未来为目标来处理现在的事，这样无论对哪个时代都没有好处。所谓的考虑长远，指的是为了实现同一个切近的目标，用哪一种手段可能为将来造成比较小的麻烦。比如说当我们面临石油产量的不足时，我们可以加大开采强度或者设法减少机器的耗油量。显然后者比较好。但是绝不应该害怕后世无油可用而储存一部分禁止开采。 我们应当坚信：只要我们的种群没有经历灾难性的变异，我们的教育没有出什么问题，而我们给后代造成的困扰又没有过分到逾越了人类智慧的极限，那么我们的后代会和我们一样，甚至更完美地应对他们的时代给他们的挑战。 五、关于科学发展与人性
关于科学发展会使人性泯灭的论调已经听腻了。 那些人觉得科学使道德堕落，好像古代的暴君个个都品行端庄一样；那些人觉得科学给人压力，仿佛作为农奴在田里耕种非常轻松一样；那些人觉得核武器为他们带来了危机，好像在一个战争频发，人人都有可能挥刀相向的时代很安全一样。 看看20世纪的历史吧。当整个政治与经济史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阴霾中时，当世界的大部分处于不安,狂热与对立之时,科学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只记录着进步与人类团结精神的历史组成部分之一。当英国与德国在一战的欧洲战场酣战之时,英德两个敌对国的科学家们却在为一次对验证广义相对论至关重要的全日食而共同努力.当二战正酣之时,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都在为推翻纳粹,争取和平而努力,其中包括拥有雅利安血统的薛定谔.随即而来的冷战的铁幕并没有隔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科学家的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的影响之一便是柏林墙的倒塌。 该说的在我参与的第一次物理节上都说了，这里只重复几个要点： 首先，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关注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的发展深深根植于人类天性深处的关于真知和进步的需求，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今天如此多的暴力与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与科学的发展无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科学所倡导的理性、平和、国际合作的精神没有充分得以发扬光大才使得极端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横行。 六、关于技术发展与人类生活
技术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多幸福，这点在Einstain给加州理工的学生们演讲时就已经提到了。 开发技术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生活更为轻松，如果目的没有达到，那么开发技术就应当被推定为无效的。那么情告诉我，发射火星探测器或研发导弹防御系统对于使我们更轻松有什么帮助么？显然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开发技术的目的与技术的开发人有关。 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作的发明确实会使技术的使用者受惠良多。一个感人的例子就是为了保护妻子美丽的双手而发明的打字机。 然而当国家或公司去推行这一项技术时，目的显然发生了改变。各位玩魔兽的同学，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当你研究伐木技术时，你是为了你的农民活得更轻松么？技术一旦被广泛地应用，那它地目的就不再是减轻个人地负担，而是加大集体工作的效率。这或许是竞争的结果：周围所有人的丰产迫使你也不得不努力工作。即便这样，你也不得不否认，因为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状况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可以想象，一百年前，关于企业主必须为因工负伤的职员提供赔偿的劳工法案是无法通过的。因为那时的技术条件无法保证职员的工作安全，工伤事故频发。 还有一些人，往往是科学精英们，他们开发技术，往往是为了挑战某些极限，使我们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从而保证我们有能力对抗任何会致使我们灭族的外界力量，或者开拓我们人类所能探索并有所作为的新空间。有人对这样的力量诉求抱有敌视的态度，认为这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全因素。但是至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们通过技术所获得的力量是一把“霜之哀伤”。即便是人们大为恐惧的核技术，至今为止带给我们的仍然主要是丰厚的能源。 七、关于公共教育与个人
19世纪末Bismarck倡导的德国教育没有任何注重个性可言，然而却培养了那个时代几乎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Einstain, Planck, Bothe, Heisenberg……那种只有注重个性才能培养优秀人才的论调显然是错误的。 教育的目的除了传授知识与方法之外，似乎只有两个。对个体而言，这是他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他在学校里学校这个社会的社会规范，学会怎样去关心他人，与人合作。对于社会而言，教育则是一种为了维护社会传统，传承社会文化，使其不至断层的手段。一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对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了解，必然会迷失方向。 有人说：“一般化的教育会使学生丧失个性与创造力。”其实个性的丧失是人成长的必然过程，即便没有学校，孩子在与人交往，不断做出妥协时便会慢慢失去一些他本身所具有的品性。然而应该看到，所谓“个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孩子在丧失他们原本具有的一些个性的同时，新的经验会让他们具有新的个性。我们必须了解：个性可以被改变，但永远无法抹煞，当然公共教育也不能。同样地，公共教育也不可能减弱创造力。我们所说的创造力减弱往往指的是“创意”。事实上，创造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创意，另一个是实现创意的能力。当创意没有能力被实现时，我们不能说某个孩子拥有很强的创造力。相反的，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称为有创造力的，因为教育能传授一些最一般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有人说：“一般化的教育无法顾及少数民族或其他特殊群体的需求。”事实上，对那些特殊群体的照顾是包含在一般化公共教育之中的。没有那些部分，不能称其为完整的公共教育。但是这种照顾是为了迎合每个学生的个性需要。 八、教孩子们争论不利于社会和谐？？
见鬼了。难道万马其谙才算和谐么？恰恰相反，一个包容甚至鼓励争论的社会才算是和谐的。看看Wendull Wiukie的《忠诚的反对党》吧。这上面的言词是最有力的反驳。 再者，学会争论的前提是学会承认一些公认的前提，这对社会稳定显然是有利的。 PS: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ets会给一篇结尾没有完成的作文几分。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思考虽然不完善，却是有益的。记之留念。 10月11日 纪念少时的梦 昏昏沉沉之中，意识慢慢地恢复，懒懒地翻过身，睁开眼，透过气窗向外望去，天已然黑全了。暖色的灯光穿过摇曳的树叶，在窗上投下晃动的光晕。抬眼望向手表，六点了。原来已经深秋了丫，即便白天的阳光里仍有着淡淡的暑气，夜幕还是很早地降下来了。连着两天通宵终于把我拖垮了。转过身，合上眼，继续着自己的梦境。 总是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梦，比方说刚才，就梦见少时的自己在听光叔的天体课。对星云感兴趣，那是在看圣斗士的时候，似乎很久远了。外表再美丽的东西，久了以后便会退色。到了今天，我对天体的兴趣已经磨得很淡了。然而课仍然是好课，因为不止于美丽的表象，自然的规律、探索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比图片来得有趣。 也在这堂课上了解到在合众国的那些爱好者们竟都着手于专业的观测。于是又一次地想到了物协。很难想象自己竟然如此愚蠢地带着这个协会做了那么多不专业又无聊的事。讲座、演示、宣传、以及一个轰轰烈烈冷冷清清的科学节。临近卸任才有所觉悟地分了组，然而短促的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些小组有什么成果了。 与kevin不同，当初进入物协并非抱着纯粹的目的。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与whale有过约定：进入大学后，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两三个社团，以备后用，当然得是那些可以做事情，能够集合头脑没有被束缚住的精英的社团。那个暑天，在素裹的滑雪场，我与whale谈了不少关于未来的话题，包括了鲤鱼同盟的事情。 初中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有着些许的不满。不喜欢死板的教育，不喜欢看到有人被嘲笑，不喜欢贫穷，不喜欢这个教会人们欺骗、伪装、侮辱同胞的群体。为了改变，我想到了同盟。无论何时，身边总有一群头脑灵活的朋友。鲤鱼同盟，在我那群朋友那里也许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却寄托着我真实的期望。那个时候，我期望一个可以跨越国境的大团体，如同跨国的公司，只是并不赢利，兜售的也不是产品，而是向各国的政府推销优秀的管理方式，向同胞们推销优秀的文明，真理以及人性中的美。不知道为何，在还信奉个人英雄主义的年龄，我会想到去组构一个团体，去求助他人。那个时候，对于人的集合能做什么还不清楚，只是偏执于一个想法而已。之后的整个高中的生涯，我都是把自己封冻在图书馆，在书堆中寻求力量。到了大学便开始寻找同盟的雏形。于是我在入学初遍召集了散落在各个专业的朋友，交流学术，融合学科；于是我加入了物协与一个公益环保协会；于是我把朋友们邀约到奶茶店讨论问题。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在党章的学习小组中结交一些朋友；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我谢绝了团支书推荐的好意，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力量被吸收，而用于无用的工作。 两年的时间时而如湖中静水，时而却能带来许多的改变。入学的时候，我对于心中的团队也只有朦胧的印象，因此也会发生在我带领物协期间发生的愚蠢的事。虽然无时无刻不想摆脱无谓的状态，却不知道如何让四十来号人做一件连我也说不清的有所谓的事。现在才稍稍有些明白，同时也明白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每个人眼中的幸福原来如此不同。终于了解到，在一些人眼里整天整夜地在虚拟世界里练级也是一种幸福。如我这般为别人规划幸福是多么武断、天真的行为。别人终究有别人的事务与世界是无需旁人操心的，同时强迫他人做一些事情，无论在自己看来多么地有理，也是无谓的。终究自己绝非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 去年暑假，初中的同学们聚了一次。大家都有了快乐的归宿。只是胖的瘦了，瘦的胖了，面目与谈吐须细细地辨认才认得。这样一所贵族学校，当年杨浦区中考的榜首，如今留在精英的阶层却寥寥可数。思绪沉浸在升腾起的火锅的烟中，每个人的面容忽然地变得朦胧，于是想到《星霜篇》里的一句话：“时代犹如激流中的漩涡，剑术的流派与日俱增，没有道理单只人不变。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分开，展开各自的人生。”鲤鱼盟的最初基石原来早已不复。 自己也变了许多，自从身边有了慧以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想要保护原来只有寥寥。几个舍友，几个学术伙伴，班级以及协会的同僚，还有慧。原本复杂的梦也暂时退化成出国。 去了他国能作甚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算是明白：无论在哪里，做一个专业的研究者、专业的学生、专业的爱好者、专业的人。 9月9日 相对论与社会公平很多人觉得相对论有问题，这样的人通常也许会觉得世界对他们是不公的，甚至认为公平是不存在的。
A、B两个物体，静止时完全一样，一旦相对运动，A觉得B小，B觉得A小。
于是有人觉得，相对论是矛盾的：究竟哪一个更小呢？有时觉得对A不公，有时觉得亏待了B。
其实相对论对两者都是公平的，无论哪个物体都遵从同样的规则，只是在作为个体的参照系中可以看到不公。
自然的法则即是如此：在个体看来是不公的事情，实际上是公平的。
人世间的道理亦是如此：
你应当为别人做很多事情，但不要理所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应当为你做同样的事。
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遵从的准则。也许人与人之间保持静止，你所付出的与你所受益的才是一样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怀疑世道的公正：分歧总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普适的公平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6月18日 湖畔风吹思绪如飘第一则 洪然疯了 天夏换天勤，早天热，晚天便转冷。一冷一热之间，便会起风。那晚便是如此，风吹得很紧，一个人坐在桥上，耳旁乎乎烈烈响着的尽是风声。吹得凛冽也好，越是如此，越是可以清醒地理理近来凌乱的思绪。 PS:那晚吹风过头，染了风寒，发烧咳嗽，若非慧一直在身边，估计撑不过六级。
第二则 会长的素质 1、架空自己的能力 第三则 5月29日 半年法学心得1、“法令对新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往往会明显地违背法典的立法精神，因此民法中会有形形色色的特别法令，对新的民事行为进行规范。于是问题就来了，如何对特殊规则的适用范围做界定，以防特别法泛化，动摇普通法的权威，这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我可以忘掉所有民法理论，但这句话必定忘不了。
2、据说权力组构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下而上的结盟，中央的权力是地方让出的；一是自上而下，地方的权力是中央授予的。于是我想到了团委。原本物协就是喜好物理之士臭味相投而来，却要接受团委的授权，对他们负责。这确乎是件很搞笑的事情，反正桑大伟这个人今生不想再见了。
3、大陆法的国家有一套很好的成文法律系统可惜的是这套体系往往会与现实脱节。英美法国家并无严格的成文条令，只是在以往的判例中寻求答案，虽然麻烦，但却很实际。就像现在学英语，就应该像学英美法一样，从无数的例子中学活的。靠着语法学出来的英语毕竟不地道。
4、程式很重要，按照那个讲法理的老师的意思，法律应当只顾及形式平等，先天的事实不平等应该靠其他手段去弥补。比如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教育问题，应该靠改善教育质量解决，而不是给他们加分优惠。 4月3日 巧克力与豆沙 突然想到巧克力与豆沙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豆沙产自中国，1、2毛便可得一小包，很是便宜。其实“豆沙”这个名称并不贴切，准确地说应是“赤豆沙”，而我们熟悉得巧克力应称为“可可豆沙”。赤豆与可可豆原是一样的美味，并无贵贱，只是欧洲的厨师可把巧克力做成高贵的奢侈品，而中国的赤豆沙只被用作家常的调味料。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很博大的，这点谁都没有异议。只是中国的饮食文化往往喜欢牵扯些道学儒学的知识，再在烙上历史之痕，一顿饭便能说出许久的渊源来，而对食品本身确并未有太多专研。中国的厨师们压根就想不到拿赤豆沙加上牛奶、色拉等等会成为如何美味之食。西方的厨子们爱搞实验，做菜搞得似究化学。于是他们手中的巧克力便没有那么多渊源，不过照样好吃得紧。渐渐地，巧克力便胜过了豆沙，任后者有多少故事，也无法足人口福。做菜是这样，做学问不也如此么? 12月21日 论自制力 不少人开始删游戏了。我钦佩他们的决心，但我也知道这种考前的自制维持不了一周。
很少人能区分什么是吃苦，什么是自制。人心总在追求平衡，所以折磨之后必定是大大奖赏自己一番。因此，强迫自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当然与自制无关。
自制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自己的身份、目的、使命、归宿了然于胸。明白自己应该做的，然后付诸实践。明白最能使心灵安宁的办法，然后休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丧失心灵的冷静，时刻都感到为人的高贵，坚守为人之准则。
须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骄奢淫逸中迷失了自我，沉溺于工作也是逃避自己的一种方式。回避自己应该面对的，只是希冀在工作中忘掉自己，毫无自制可言。
在这个意义上，忘我也许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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